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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纪念

扬州鉴藏2019-06-04 19:32:25

【纪念孙龙父先生百年诞辰特刊】

    

每日早晨,从西大门进入瘦西湖散步,总要看看悬在门头上的龙父先生写的“瘦西湖”榜书匾额。先生的字写得好,久看不厌,我在先生印谱的一段小跋中写道:“上追秦汉,下及明清,师古不泥古,求新不趋新,独出机杼,别具匠心,厚重中见灵动,变化中示谨严。”这确是我对先生书印艺术的理解。这三个大字颇能代表先生不同寻常的书法风格。不过对我来说,还有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即是见了这三个字,便是见到了先生不可磨灭的音容笑貌。


我最初知道和见到先生,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不就的时候。那时提倡阅读苏联文学,但人们对苏联文学了解还不多,扬州的有关方面,便举办了一种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地点在广陵路中苏友协(旧文化馆东隔壁)的小礼堂内。我那时还是一个少年,由于爱好文学,也读了一些苏联作品,每次报告会我都去了。有一次讲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布告栏上写的讲演者是孙龙父(那时一律称同志),我去听了,先生那时三十多岁,人瘦瘦的,有的夫子先生的样子。先生娓娓而谈,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作品结构,人物塑造,艺术特色,教育意义,都讲得一清二楚。在讲到细节时,作品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骂资产阶级的女人冬妮娅:“你怎么这样酸臭!”先生大大赞赏这“酸臭”两个字用(译)得好,道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妇女的特征。这给我的影响很深,至今都不能忘记。后来我知道先生是一位语文教育的名师,课文中古今中外的内容都有,先生广读深研,无不讲得生动深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过是一例而已。先生在扬州中学授课,苏北师专(现在的扬大)一成立。先生便调往大专的讲堂了。自此我记住了孙龙父先生的名字,但还不知道他还是书画印的大家。


后来我进了工厂工作,不久写起了诗歌,不久又成了当时文联的活跃分子,挤进了“座上客”,又被人笑称为“台柱子”。由于我的文艺爱好广泛,所以有活动都被邀请参加,很出了点小风头。孙先生他们更是文艺界的大台柱,我称先生为孙老师,他则称我为“福烓同志”,彼此更为亲近和了解。诗写多了之后,在社会上有点影响。其时文联出了一种油印的小册子叫《绿杨》,报道一些文艺动态和发表一些文艺评论。有一期载有先生评论扬州诗歌创作的文章,其中提由到我的诗有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风格,我看了大为吃惊。一是我确是喜欢德国古典诗人海涅和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诗(用他的诗谱成的歌曲《红莓花儿开》至今仍流传人口),孙先生是怎么知道的?二是先生当时主要精力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怎么还有兴趣或时间读外国诗歌,并将国内诗人的创作与外国诗歌相比较?我不得不深深佩服前辈学人眼界的开阔和阅读的广泛,这对我们青年一代是一种精神激励和有力的支持。


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我与先生最初是“文学因缘”。后来接触请教多了,也仍然是文学。我这个人的毛病是读书多而且杂,古今中外,无所不读。好处是积累了不少知识。坏处是茫无头绪。有一次我到先生家请教读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我说最近读一些旧时日本学者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的书。先生对我说,这些书暂时不必读,他们写的好的,我们已经借鉴吸收了,有些已经过时,还是读我们现在写的好。旧一点的可以读一读郑振铎《文学大纲》中的中国文学部分,今天看来虽然也有毛病,但总体是不错的。其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和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先生说可以先看看着两本,各有特色,然后再涉猎其他吧。这次谈得很多,还谈对到李煜、李清照的评价问题。对我的启发很大,也见出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思考。从这里可见出先生的学者本色。


上世界五六十年代之间,孙先生和另一位孙佳訉先生被借调到市文化部门整理王少堂评话《水浒》中的“武十回”,工作地点在广陵路文联、文化处后边的楼上。我到文联活动,都要到他们的办公室里玩一会。那时讨论最多的是整理的原则标准问题。如是原文照搬,一字不动,只做些分段断句的工作,那只能是保存一部原始的口头文学资料,而不适合阅读;要成为一部可供阅读,普及优秀评话艺术的文本,不加以去粗取精、去芜存菁的动作是不行的。较一致的意见是后一种。即完全保存全书的最精彩、最富创造性的部分,也就是对《水浒》作了充分发展的部分,去掉那些冗长、枝蔓、在口头上可以使用而在文字上难以表达和过分宣扬残暴有损英雄形象以及不雅驯的描写,使其干净利落,结构更加完整,阅读更加顺畅。这种处理,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不改动原书文句,不增添任何文字,不越俎代庖,一律保存原书的口头原貌,所以它是“洁本”而非“节本”。孙先生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反复斟酌,不厌其烦,真是每日孜孜不倦。我也是赞成这种处理的。我对先生说:我少年初读《水浒》和《红楼梦》,就是读的宋云彬和茅盾的“洁本”,也是只减不加,严丝合缝,仍是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这不是大手笔写是做不到的。先生表示赞同,但笑说,大手笔我们说不上,只要不是败笔就行了。评话《武松》的整理本出版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好,接着就整理《宋江》(宋十回)了。卞孝萱先生说:“王少堂的《武松》、《宋江》两部评书,是龙父教授主笔整理而成的,两书共约二百万言,可称艺苑盛举。”


我小时候上私塾练过字,后来上学校作文是一定要用毛笔誉清的,所以对书法有点兴趣。再后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读了不少碑帖和书论,也动笔写写,只是浅尝辄止,没有认真当回事做。我记得“文革”前(直到“文革”后一段时间),全国到地方,都没有书法协会之类的组织,省里和扬州仅有个书法印章小组。孙先生年龄最轻,因书法印章的造诣,已与比他年长的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并称江苏“书坛四老”。扬州方面当然以先生挂帅,在魏之祯、桑榆诸先生的同心协力下,团结了一批扬州书印家和扶持了一批青年书印新秀,开展了创作和研究活动,气氛很是活跃,大体以桑榆先生家为集合点。我不是其中的成员,我的活动重点是在文学,但出于兴趣,有时也去玩玩。有一次在路上,先生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我说我怕写不好。先生说:字是写出来的,写多了自然之道好丑,也就练出了眼力和手力,只说不练不行,你要写,有这个底子不写就浪费了,有时还对我写字不规范处,直接提出批评。先生的鼓励和督促,使我在书法上确有了点长进,至今仍铭感不已。先生对书法的评价是开放和宽容的,有人认为赵孟頫的字有点秀而媚,先生说,不要瞧不起赵字,赵字写得好的好得很,能学到就不错,你们写行楷的人可以参考参考,不要人云亦云。这一大海不捐细流的气度,为我亲所见闻,久久不忘。实是给了我们一种审美的启示。


(  独生机杼  别具匠心    ——朱福烓为孙龙父先生百年诞辰题字)


 “文革”兴起,文化、文联机构被砸烂,一些文艺组织也害怕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而偃旗息鼓,孙先生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冲击,这期什么活动都没有了,书法也只是写大字报的工具。我看过先生为学校大字报栏写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盪风雷激”的对联,因为久不动笔,先生看看说:“这不像我写的了。”


 “文革”后期,孙先生等“解放”了,任务是市军委会交待的对“扬州八怪”的批判。那时我也借调在市的宣传部门,与陈达祚先生编写《扬州概述》,以应外事的需要,同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每天下午,孙先生、孙达五先生,陈达祚先生和我,一起聚在旧图书馆(大门在马神庙巷,后门在古旗亭)的一间屋子里,翻阅有关“八怪”的资料,想找一点批判的内容。抄来抄去,也找不到“批判”的头绪,只是闲扯而已。我记得先生还抄了一点“八怪”集外的东西。渐渐地没有人追问这回事,想来当初只是信口开河地出了这么个题目,说过就放在脑后了,我们也就散伙了事。对我来说倒是接触到一些“八怪”资料,对后来写《扬州八怪传》有点好处。


当时知识界的人士彼此接触很少,我倒是没有什么顾忌,常请他们到我家小聚,自做几个家常菜,用计划供应的酒,小酌一番。先后相聚的有孙先生,陈达祚先生、桑榆先生,有时还有虽被“解放”而无事可做,闲住在九巷招待所(珍园)里的“文化市长”钱承芳先生,气氛很是欢愉。我还和孙先生到魏之祯先生家里吃过饭,记得有一样菜是烧鮰鱼,孙先生指着说:无鳞鱼胆固醇最高,不宜多吃。那一天的气氛也很好。


我常到孙先生家去玩,看他写字作画或闲谈。有时一同到博物馆(当时在史公祠)去看东西,先生常被拉住写字,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住的房间也不大,不需挂大东西,我给你写一幅小横披吧,提笔就写了“一山飞峙大江边”的毛泽东七律诗一首,这是我保存着的唯一的先生的字幅。


先生为他人办事,特别认真周到。有一天晚上近九点了,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孙先生,我以为有什么急事,原来师院的老领导,即前面提到的孙达五先生,家里有人下放在农村,生产队要他们回扬州买铅丝和铁钉,量还比较多。当时这些东西很紧张,市场上没有,便请孙先生带信,请我帮忙。孙先生的住处萃园路到我家住处皮市街耿家巷不是很近的路程,步行而来是很吃力的,而且又是晚上,我说这不是什么急事,更不需要你亲自跑一趟,你叫个小青年来告诉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先生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难得晚上出来走走也是好的。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历历如在目前。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为什么要找我,我又没有什么特权!只是我在工厂工作,请厂供销或仓库部门想想办法还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976年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先生悲痛不已,接着“四人帮”被打倒,先生又兴奋异常,都写下了表达心情的诗词。我并不认为这些诗词是先生最好的作品,却是最富有真情实感的,也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先生一生写有不少诗词,才华横溢,可惜都在“文革”中佚失了,这几首被保存下来,也值得珍视了。


先生为人谦逊,尊重别人,从不自满自傲,但也从不自我菲薄。先生于书法无体不精,草书尤为独创一格的大家,他有印云:“龙父草书”,“三章六草一分吾”;先生画梅最为精能,非同凡响,有印云:“龙父画梅”,“画到梅花不让人”,不卑不亢显示出先生的性情本色,使人既尊且亲。


文革结束不久,我又被借调到市文化部门,参与文联的恢复准备工作,各文艺小组又开始活跃起来。正需要先生给予指导的时候,先生患上脑疾,医治无效而逝世,年方六十出头。假若天假以年,先生的成就是不限量的。


在师院开追悼会时,我去向先生的遗容默哀致敬,不禁泪流满面,如我者不止一人,先生是活在人们心中的。


至于先生诗书画印的艺术成就,世有定评,卞孝萱先生尤有精到的论述,这里就不容我多说了,谨写下一点切身的体会,以作为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朱福烓,扬州最具知名度的文史专家和书评家之一,现任中国书协会员、江苏省书协会理事、江苏省作协会员、扬州学派研究会副会长)

    

本版编辑:海滨

             

(文见12月15日出版之扬州广电壹周刊之“纪念孙龙父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