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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曾失去过自由

樵声渔影2019-05-27 23:56:14


单位去年组织听法制讲座,是省城一所985高校的博导讲行政许可法。其中讲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作出规定,行政机关直至国务院的行政规章,不得制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条款,过去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升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了这一原则。这一点我早知晓,那天就在讲堂上想,天生万物皆自由,人是万物的灵长,更应当自由。保障人的自由,几乎是现代社会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但是,曾经,我们自由的保障几乎是一件纸糊的衣裳,说破就破。我,我兄弟,我侄子,都是守法公民,但都或长或短地失去过人身自由(我是那天听讲座时,才联想到我们都有这么一点经历,过去没有放在一起想过)。后来想就此写点什么,几番犹豫还是作罢。

最近,单位又组织观看法制讲座视频,主讲人还是来自这所名校,另一名博导,是国家修宪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讲的是宪法修正和监察法的制定情况。讲到了54宪法,82宪法,93宪法等等。说到54宪法,我见识是真的早, 70年代初,那时还在读小学。文革时期的学生几乎无书可读,偶得一书如获至宝。有位同学的家长完好的保存了一本54宪法单行本,同学从家里偷出来跟我换书看。我把这个单行本饶有兴味地看了好几遍,归还后很后悔没有抄下来。我特别喜欢书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章节,我记得“公民有迁徙自由”的条款,这在今天的宪法中也是没有的。50年代初期还未实行计划经济,公民迁徙容易。今天虽有更多自由,但北京上海居大不易,迁徙自由竟然做不到。我侄子失去人身自由的一段经历,法律渊源来自对迁徙自由的限制,这到后面再说。

那么就讲一讲我们是多么容易地失去过人身自由吧。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学校关停。我对辍学是懵懂的,父母很着急,但毫无办法。母亲秉持“耕者耕,读者读”的思想,认为一个人不读书就得做事,不做事就要读书,否则就会变成废人,辍学后常让我跟着邻家大些的小孩做事。我8岁时第一次拿了镰刀跟别人去割马草,手上割了两道口子,一篮草卖2分钱,这是我此生挣到的第一笔钱。从此由少到多,直到高中毕业,假日常常做一些打工挣钱事。

我们家三四里外有一个集镇,紧靠汉水边,水陆运输码头。镇上的搬运队靠骡马畜力运输,骡马要吃草料,运输队常年收马草。夏天草多,不值钱,小学时割青草卖,每次得23毛钱。读初中后,夏天就不割草了,夏天打零工。天冷,草枯叶黄,骡马草料紧缺,干草价高,一斤34分钱,最高时7分钱,打一天草可以挣几元钱。但冬天土干草稀,割草不易,只有在河堤、渠边、路旁铲“绊根草”,铲起草皮先翻晒,太阳偏西时收堆抖落泥土,装担挑回家。附近的草铲没了,就往远处走,最远离家十多里地,清早出门,天黑归家,运气好一天可铲百多斤,集多了用板车拉到镇上卖,少则上十元,多则二三十元,悉数交给母亲。

读高中时,一个初冬的星期天,我们五六个人结伴,沿一条灌溉渠到十多里外的堤上铲草,这是我们以前不曾到过的地方,草很多。下午正铲得起劲,忽然有人喊,你们铲树苗了!来人从我们铲的草里头,拈出几根四五寸长的细棍,说这是水杉树苗。他的喊叫声唤来了几个人,仔细清点铲掉的树苗,报出一个数字,把我们带到了堤外的农村生产队,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铲掉的树苗一棵赔五棵,还要罚款,每人罚18元钱。我们手里没有钱,更没有树苗,我主动同一个最要好的同学留下来,其他人回去筹钱找树苗。天色已晚,这树苗不是一下子就找得来的,我们当天是回不去了。

我们被带到生产队的仓库里,仓库是空的,很黑。白天捉我们的中年男人点了灯,墙根有个土灶,他开始给我们弄饭吃,饭后指着墙角用晒棉花的苇帘搁的地铺说,你们就在这里睡,晚上老实点,不要打算逃跑。这时有人送来一卷被子,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他就带着小孩在靠门口的地方睡,看守我们。我们两人睡在地铺上,都不说话。我心里盘算着夜里逃跑,外面漆黑,看不见路,狗会叫,还会咬,怕是跑不掉。第一次被人家关起来,心里很难受,夜里醒来,又想跑,思前想后终是不敢。

第二天上午,他们让我们跟着一起劳动,平整土地,将田里高处的土往低处挑。他们干活都不紧不慢,不怎么用力,力气都用在嘴上,男男女女饶有兴味地开着玩笑,男人说晕话,女人开心地笑。这是我第一次同社员一起劳动,多年后回想起来,这种人民公社时代的劳动场景,有点好玩,但当时对他们很反感,觉得恶心。

下午,一个铲草的伙伴带着钱和树苗转来了,树苗一尺多长,比他们那些草丛中的树苗强多了,我们将树苗栽好,把钱交了,象出笼鸟一样离开。

那一次我三弟也在其中,我们家赔了36元钱,几乎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说起此事就心情不爽,一棵赔五棵足够了吧,还赔那么多钱,放我们走还交了饭钱,我们半天劳动却是白干。

接下来的故事有点戏剧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拖一车干草去搬运队卖。掌秤的黑麻子过完秤,照例给我打了一张条子,写明干草的数量钱数,戳上他的私章后给我。拿着这张条子,到镇上的交易所兑了30多元钱,柜上的经办人将钱给我了,却没有将柜面上的条子收进去。我离开时,顺手将这张条子拿走,我刹那间意识到,这是我扳回上次赔款的机会。过了一些日子,中间又卖过几次草,一切正常后,我斗胆将那张条子的日期改了一下,去交易所又兑了30多元钱。事后很得意地告诉那位一同被扣的同学,我的损失补回来了!同学听了羡慕不已,也想将损失补回来。人年少胆子大,有一次卖草后,他涂改人家打的条子,生生多兑了10多元钱,这才心安理得了。反正他们都是一个公社的。

一段时间,我们为此颇为得意。多年后,对此行为深感后怕。就说我那张条子,人家若是用心记住,一直守候着,那将是什么后果!也因为这一点后怕,我再也不图不该我得的利,偶然吃一点亏,也就吃了。

 

再讲我兄弟。

90年代后期,我们单位出资在泉河水库搞网箱养鱼,养美国鮰鱼。那时网箱养鱼还不多,美国鮰鱼更是没有见过,经营效益很好。作为甲方,我们没有人常住生产现场。在宜昌工作过几年的兄弟,想了解网箱养鱼的门道,便作为甲方监事兼打工者,在渔场做事。一次,他利用休息时间进城,兄弟相聚后,当天返回。入夜,渔场打来电话,说派出所将我兄弟捉去了。当地人的摩托车,停在水库大坝上不见了,有人看见我兄弟曾从大坝经过。

我的兄弟我知道,绝不可能偷盗。我打电话找了两个可以同当地派出所说上话的人,请他们不要为难我兄弟,夜里先让他回渔场,一切由我担保负责,但都以夜里不好找人为由推托了。渔场的主要负责人,同当地各方都很熟,但也出差了。我只得请朋友开车,连夜赶到当地派出所,兄弟很沮丧地坐在屋中间的椅子上,一个警员正在问讯。兄弟见到我,有点激动,眼神充满期待。警员对我解释,因为他一个人又要讯问又要低头做笔录,怕被袭,对我兄弟解释清楚后,刚才做笔录时将他铐了一下。我说,你们问完了可否让他先回去,他不会跑的,跑了我负责。回答不行。我问,你们可以将他留置多长时间?回答:24小时。我想了一下,快半夜了,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对兄弟说,算你倒霉,你就在这里呆到明天吧,你明天必定是可以出去的。安慰了他一番,又要求警员依法办事,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不要将他当坏人对待,你刚才铐他就太过分了,你们只想着自己安全,就不想到别人难受。

谁能相信我兄弟真的没有偷摩托车,而为他说情呢。好呆只能限制24小时自由,懒得找人了。驱车回城,心有不爽。第二天上午,兄弟回到渔场。他小时见多了关人、捆人,对这点事倒是不在意。

 

最后说说我侄子。

也是90年代后期,侄子在厦门打工。忽然有一天,一同打工的乡人带信回来说,侄子失踪了。我从家书中得到消息,疑心是被地下黑工厂弄去做苦力了,我哥跑到厦门,边打工边找侄子。过了近一个月,有人捎信是被收容遣送站捉去关着,让拿钱去取人。原来,侄子夜里在街上走,被查着没带身份证,就被收容了,每天用车子拉到很远的地方劳动,夜里再拉回来关着。关的时间够长了,再让拿钱取人。我哥交了一笔不少的钱,才将侄子领回来。

没过多久,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若干法律专家上书全国人大,举世物议沸腾,迅速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比较起来,我之被扣作人质,实施者是农村生产队,为的是追偿经济利益,事出有因,虽然有点过分,但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没有旧缸光,赔偿价值总是要超过损毁价值的,人家不是国家机构,没有使用国家公权力,在那个年代也算稀松平常。我兄弟就冤枉了,派出所没有一点证据,仅凭主观怀疑就关了他10多小时。丢摩托车的水库大坝公路,经过的人多了,为何没有关别人呢,莫非是派出所要借此敲一敲渔场?侄儿最冤枉,平白无故被人捉去关了几十天,最后交了一大笔钱才放人。那个时期,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借用公权力,为部门单位小集团搞钱谋利益最没有底线的时期。

我们遇到的事,如果放在今天,应该是这样的吧:1、铲了人家的树苗,一个电话,家里大人来赔偿就行了,如果有争议,可以找上级部门,还可以报警或是仲裁,断不至于关上一夜。2、没带身份证,除了上飞机乘火车住旅店不方便,在大街上走大抵无虞。3、被警员纳入侦察视野,如果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方便破案,是不是还可以将任何人留置一定时间,还真要百度一下,但愿不可以。因为行使公权力者太便捷了,百姓可能就不便捷,甚至难受。

 

我们过去的这点经历,共同之处是,都没有过错(毁树苗也只是无意间的小过错),非因法定原因,非经法定程序,都或长或短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一家之内就有3人,比例奇高。这样的事在过去,是不是很多、很平常呢?

在当时环境下,一个守法的老实人,没准哪天会遇上一点什么事,就被关上一回。人的一生那么长,谁保得你日日平安?我老家90年代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人骑车在路上掉了钱,数目不小,也不特别大,被一个小孩捡到了,且有好几个小孩看到,这事传到一个成年人耳朵里,这个成年人就去过问(且称他为村人甲),可能还数了一下这笔钱。后来丢钱的人找到那个小孩,将钱要了回去,但数目不够,便去找村人甲,村人甲说没有动小孩捡的钱,丢钱的人就到镇派出所去报案。派出所来人将村人甲带回所里,很严厉地吓唬他,可能还铐了一下,当天还是将他放回来了。村人甲感觉很受侮辱,坏了名誉,就喝农药自尽了。

族人将尸体抬到派出所讨说法,村人甲还是光荣军属呢,所长和警员全吓跑了。后来县上来人,将后事摆平。

村人甲是一个勤劳的农民,倒霉的是过问了小孩拾到的钱,即便是悄悄动了一点,也不应该当作坏人铐起来,这闹出人命的事若是放在今天,麻烦就大了。

现如今,有司也不会如此办案了吧。

现在讲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上述事例,与今天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现在比过去好,今后,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