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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裔平|我与伏老师

汪迷部落2020-05-27 09:55:47


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我的老师”征文成人组

我与伏老师

——因为“文革”,我与伏老师才有这个特别缘分

张裔平


一个人从接受小学到中学(不计大学在内)的教育,遇到的老师不下一二十位,每个人与教过自己的每一位老师都存在一种师生关系,也可说成是一种缘分。我与我的小学老师伏卓然先生的这个“缘分”,因为“文革”而显得很特别。

说起我和老师的特别缘分,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一来,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小学四年级时他中途来代班,教我们的时间一学期都不到,六年级毕业班教我们一年,两次合起来也就一年多一点时间;二来,我自1964年小学毕业与伏老师分别后,我和他没有平常的交往,伏老师有近40年没有看见过我一次,我也许早就不在他的记忆中了。从我而言,我六年级毕业时才是十一二岁(十一周岁半)小孩子,还没有到一个人能懂得学问、懂得友谊的年龄,照讲是不大可能会与一个近40年没有任何联系的小学老师存在特别的“师生缘分”的。那么,我与伏老师这份交往很不“亲密”的“缘分”从何而来?这有一种特殊年代里别样的苦楚与无奈。

“半次”见面

何谓“半次”见面?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运动迫使学校停止正常运转, 我本应1967年初中毕业,却到1968年夏才和当时学校的三届毕业生(1966—1968届,称“老三届”)同时离校,回乡务农。大约是1969年间,一天晚饭后,生产队社员被召集在村中的“政治院校”开会。那时各个生产队都有“政治院校”,多为新盖的瓦屋,属当时村上最好的新房子,室内筑有“忠字台”,红旗和语录牌摆放有序。这是起初专门用作生产队社员参与政治活动的场所。1969年时,全国上下对“伟大领袖”的崇拜潮炽烈无比,所谓的“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以及家家户户筑有“忠字台”就是那时上演的。我到了会场,一眼看见伏老师几个人被人带着站在门外等候(记得还有铜井中心小学老师周久、胡斌等人,好像还有黄明老师),原来是学校的“革命师生”批判小分队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批判会。这是我小学毕业5年后第一次在这种场合看到伏老师。当时我不能上前叫他一声老师,他也不可能注意到我这个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昔日的学生。我只在黑暗中注视他。

那时的“批判小分队”也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都会根据运动的需要临时成立3至5人左右的批判小分队,专门针对一个或几个“阶级敌人”作为“活靶子”开展批判活动。批判小分队先搜集“罪行”,再写出批判稿,把“活靶子”带到批判会的现场展开批判。这样的批判现场,有时是规模不等的会议,有时把批判会开到田头村头。记忆中那次的批判会也非常程式化,几个“牛鬼蛇神”被喝令站在群众前面,几个“红小兵”(红小兵是当时小学生组织)轮流读稿子作批判发言,中途喊叫口号。批判会的全部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些“牛鬼蛇神”还要到邻近的生产队去接受“巡回”批斗。那时又叫“游村、游队、游斗”。我之所以一直记得那次批斗会的情景,有两个原因,一是被斗对象中有我敬重的老师,让我忘不了,二来其中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当几个“牛鬼蛇神”低头弯腰接受批判时,有一“革命群众”突然喊话,说“把他们的眼镜子摘下来!”原来,所指是站在被批判席上的戴着眼镜的周久老师。待批判会结束时,周久老师到处找自己的眼镜子,找不到。他是高度近视眼,离开眼镜寸步难行,又是夜晚。人群中大家都在帮着找,忽然有一个社员说,刚才看到吕圣武手里拿了眼镜出去了。吕圣武是我家门一个舅舅,身材魁梧浑身是劲,脾气也火爆,村上长辈们送他绰号“莽夫”,意指头脑简单的人。记得吕圣武当时被大家奚落了一阵,还有长辈骂他“活迂气”(家乡土话),意思是骂他不该把人家的眼镜藏起来。其实吕圣武是个极纯朴的农民,干起活来不要命,就是缺心眼。当时“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需要这样缺心眼的人,听话好使唤,有什么事情,别人一鼓动就起劲,说白了就是容易被愚弄。有人不是称历次党的“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吗?倒也确实。哪类人最容易“被运动”?头脑简单的人最容易头脑发热,我那个吕圣武舅舅就是最容易“被运动”的典型,他真的把这几个老师当作“阶级敌人”了。

顺便再说一下那个戴眼镜的周久老师。说他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宪兵,其实是他在国民党宪兵队当过几天文书。还有更要命的,1965年底姚文元的那篇《评〈海瑞罢官〉》发表,他哪知道那是最高领袖发动“文革”的前奏曲,还天真地视作学术讨论,于是曾写过一篇“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寄《文汇报》。这样,他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分子”。所以周久老师在“文革”中的处理最重,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原籍,妻子被迫与他离婚,真正的妻离子散。“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听说他在本县土桥中学教过书。

那次批斗会上我与伏老师的见面,我只看到他,他也不知道我在批斗现场,所以只能算“半次”见面。

同事跟我介绍伏老师

1972年春,我结束了五年“修地球”劳动,到母校担任小学民办教师,迫切想打听伏老师的去向。好几位同事告诉我,“文革”开始后伏老师被斗得很厉害,最后的组织处理是提前办理退休。他所有的人事关系从原来单位迁出,回南京城内家中居住。又得知他的主要罪名是写毒诗毒文“反党反社会主义”,他那本自传体小说《南来记》手稿被查抄收缴,并成为他的主要罪证,还被冠以“反共老手”的帽子。我还从同事口中得知伏老师被批斗时的一些“旧闻”,比如,他被“革命群众”一次次地批斗,每次都不肯“低头认罪”,以致批斗他的“炮火”一次比一次猛烈。有一次批斗者高呼口号连续逼问他:“……你服不服?”他操着苏北口音始终一遍遍地回答:“不——服!”“不——服!……”他的这种“顽固不化”,虽然让他吃了更多的苦头,但也曾成为大家私下议论的一个“谈资”,有人背地里说他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中的一条“硬汉”,显然含有褒赞的意思。

说到这一点,不得不介绍伏老师的经历。他出身苏北灌云县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从小捕鱼、背盐、打短工,没有入学机会,一直到21岁时才在其恩师孙佳讯老师的资助下上小学,跟老师学诗文。后在孙佳讯老师的指点下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1948年冬约伴偷偷进入苏北解放区,转读华中大学,投身革命。1949年春,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南下,在接收国民党江宁县政府时,他是教育组五人接收小组成员之一。贫农出身,南下干部,响当当的“老革命”,这也许是他“不服批斗”的硬资本。

还听同事说过他因两个“名言”而被批斗的事。一个“名言”是“平生有三好,烟斗,孩子,火车道”。这什么意思呢?他烟瘾大,一根硕大的黑色烟斗始终不离手;“火车道”是因为他家住南京城,每个星期回家要乘火车,以借指回家看妻子。他说的三个喜好也就是喜好吸烟,回家看妻儿而已。这在今天,说自己有此三个喜好再正常不过了,而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正是“缺乏革命意志”的表现,活脱脱一个追求“资产阶级生活”的“堕落者”,受到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一“名言”是“隔墙如隔山”,意指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在教师办公室隔壁,仅隔了一道墙。可能是平时领导们与教师的关系不太融洽,于是在他的口中发出了“隔墙如隔山”的俏皮话,含有批评领导们联系群众不够的意思。这种话当然会得罪领导,被批判为“挑拨党群关系”,一上纲上线就是“反党”。想想也是,这样的话出自他口,我不感奇怪,因为符合他的性格。在缺乏民主的年代,鲠介之士的“祸从口出”是不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关于伏老师的这些“故事”,我从同事那里听到过不止一遍,也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听,这大概正是我始终挂念他的一种方式。

意外私藏老师手稿

时间一晃到了大约1980年的一天,学校操场西北一角有一块废弃的台基,当时的丁尚荣校长带着余永才、郑荣奎两名领导在台基下焚烧“文革”时存留的大批判材料。出于好奇我凑近观看。零乱的废旧纸堆中,一本蓝色软抄练习本引起了我的注意,随手一看,很熟悉的笔迹,正是伏老师写的那本《南来记》自传体小说手稿。我当时心中有些慌乱,知道如果此时直接私藏不可能被允许,于是我赶忙将其塞到纸堆下面。因为当时焚烧的旧资料有一大堆,而焚堆只有一处,需要不停地往火堆上添加和拨弄。那次焚烧的时间很长,有好几小时,后来只有余永才老师一个人在管看,他不时回办公室,又不时出来往火堆上添放焚物。由于我记挂着伏老师的那份手稿,于是我趁着焚烧处没人时,迅速找到那本手稿收入怀中(还顺手拿了一摞其它大批判材料)。

小说手稿是写在学生用的练习本上的,前面是目录,共列了140节,正文部分只完成了前面的10节内容,共50多页。这10节内容写1945年7月离家到抗战胜利这一个多月的经历,对全书而言只是开了一个头。那份手稿上有用蓝、红色笔画下的杠线,应是当年“文革”中批判这本书时标出的所谓“反动”内容。我藏匿老师手稿一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也从不示人,只是将书稿读了许多遍后,藏匿书柜深处。

又过了20多年,在2001年冬季时,我已在区教研室工作。一次与本室离休的汪诚老师闲聊,得知他一直与伏老师保持联系,并告诉我伏老师住在中华门外的雨花路。我向汪诚老师请求有机会带我去看望伏老师。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汪诚老师告诉我伏老师要来东山看我,我忙说我应该去看望老师。谁知一天下午,汪诚老师陪着伏老师突然来办公室看我,让我作学生的很觉惶恐。这次我看到老师,对我而言,距1969年那个批斗会上的“半次”见面相隔32年;对他而言,则相隔了38年。记得那天他进门后瞅了我一阵,才说“有印象,和名字能对得上号……”。老师说的是实话,38年前我才11岁半,能有一点“印象”就不错了。

这次是与老师仓促见面,叙谈中我想告诉他小说手稿事,几次欲言又止。主要是考虑书稿放在家中数千册藏书的某一角,多年未曾翻检了,又经数次搬家,万一被家人处理或遗失了,贸然说了如果找不到,岂不更伤害了老师。送走了老师,我当晚就翻检藏书,发现老师的书稿仍在,于是连忙写信与他告知一切。没几日,当我怀揣老师的书稿登门拜访他时,他手捧书稿感慨万分,说如果再让他年经十岁(那年他81岁了),他一定会续写完稿,以了心愿。

是啊,这是老师的遗憾,现在想起来,我最该遗憾。我1980年就得到老师的手稿,为什么不早点设法联系他?时光不可倒流,一切似乎受命运的摆布。因偶然,是我的留心让老师的手稿劫火逃生;同样,是我的粗心,让手稿在藏书柜中白白多呆了22年;书稿自身的幸与不幸,我检稿、留稿的功与过,也似乎都在命运的安排中。再想得远一点,当老师的手稿在即将化为灰烬时,我发现它,是偶然的巧合。完全偶然吗?也不是。我在少年时就崇拜老师,偏偏让我遇到了这样的巧合,我设法私藏它,又是我必然的选择。我现在曾假设,当时我如果直接向领导提出把伏老师的手稿留下,会不会被允许?以1980年时的政治环境,我不敢肯定领导会同意我的做法,所以我采取了“偷偷摸摸”这种不雅的私藏方式。私藏老师手稿的偶然与必然不能不富有传奇色彩,我更愿意将其理解是命运的安排。

回看老师的“毒诗毒文”

我自2002年冬天和伏老师见面后,他送我《寄庐诗存》诗集并题签留念。从那本诗集的序言中我才知道他离开铜井后30多年间的大概情况。伏老师自1972年“被退休”后长住南京雨花台附近。他退休不久即被雨花台街道聘用,办群众图书馆,热心为读者服务,没几年就成绩斐然。省市数家报刊相继报道他办图书馆的成绩,国家文化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曾多次亲临访问指导,并接待过全国十七个省市的参观团。看到这些内容,我不禁再一次痛恨“文革”的荒唐,一个曾被批判为“反共老手”继而被组织上强迫提前退休的人(他“被退休”时才50岁),会仍然“死心踏地”地为我们党辛勤工作而不怨不悔吗?

“文革”中批判他写“毒诗毒文”反党,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中伤、栽赃。“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推倒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他居住地的雨花台区党委组织部为他重新办理了离休干部待遇。晚年他潜心写诗,创作诗歌500多首,作品在许多刊物发表,有诗集《寄庐诗存》。他送我诗集后,我对老师的每首诗都虔诚拜读,悉心体悟,更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勤奋创作、思想高尚的人。

伏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常在课堂上用古声古韵忘情地吟诵古人诗词,还讲有关诗的故事,讲自己写诗的事。我尤其记得有一首诗是他带我们去长江边游览时创作的,回来曾在课堂上得意洋洋地念给我们听。只是我那时太小,只听没记录下来,隐约记得老师讲解诗句时提到有“鮰鱼”“采石矶太白楼”“乌江霸王庙”的词汇。因为“鮰鱼”是我们这一带长江的珍鲜,我们铜井河口的对面就是安徽和县的“乌江霸王庙”,所以我对这首诗的印象特别深。当我2002年冬拿到老师诗集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查看诗集里有没有收集那首诗。果然收了。这是一首我只有儿时依稀印象、睽违近40年的老师创作的诗歌,全诗如下:“掬尽长江水,与君共一醉。太白挨身坐,霸王对面陪。禾黍随手采,鮰鱼就地煨。豪饮近颠狂,此席何快哉!”仅以此一首诗,即可证明老师的诗风属于豪放一派。试问,这难道就是老师的“毒诗”?!

至于“文革”中他的“毒文”当数他的《南来记》。当我1980年私藏这本手稿时,我还曾想过,老师的手稿“文革”中被称作“毒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宜阅读的“敏感”语句吧。可我阅读多遍,反复在字里行间寻找,怎么也找不出它有什么“毒”,一度有点困惑。后来,随着国家政治开明,冲破“禁区”,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伟大领袖”渐渐走下神坛,自己也阅读了一些研究历史真相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理性思考来重新认知我们党的若干历史,我那“困惑”也慢慢解开了。《南来记》记述了一个革命青年追求理想的成长经历,本就无“毒”,哪能找出什么“毒”呢?纯粹是当代的“莫须有”。我不禁对自己以往在老师手稿中找“毒”的天真举动酸心一笑。

2002年冬天我送还伏老师的这本自传体小说手稿时,曾留下一份复印件,作为对老师的永久记念。伏老师大约2007年去世时,我并不知道,是汪诚老师后来才告诉我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想他已无力续写《南来记》。我在送还手稿后没能再去拜望老师,也成为我终身的大遗憾。伏老师应泉下有知:您的学生深深怀念您!

 写于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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